在这间荒废的屋里住了四五天,和仿吾等把周报的结束,与季刊的稿子清整了一下,更在外面与《太平洋》杂志有关的朋友商议了些以后合出周报的事情,我就于全部事务完了的那天早晨坐了沪杭早车回浙江去。
这一回的南下,表面上虽则说是为收拾周报,和商议与《太平洋》杂志合作的事情而去,但我的内心,实际上想上南边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使我脱离这万恶贯盈的北京,而别求生路。殊不知到上海一看,我的半年余的出亡,使我的去路,闭塞得比《茑萝行》时代更加绝望。不但如此,且有几个寄生在资本家翼下,一边却在高谈革命建国的文人,和几个痛骂礼拜六派[3]的作品,而自家在趣味比《礼拜六》更低的杂志上大做文章,一面又拉了不愿意的朋友,也在这新《礼拜六》上作小说的方言学者,正在竭力诋毁我和你和仿吾。我看看这种情形,听了些中国文坛上特有的奇闻逸事,觉得当上车时那样痛恨的北京城,比卑污险恶的上海,还要好些。于是我的不如归去的还乡高卧的心思,又渐渐地抬起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