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间荒废的屋里住了四五天，和仿吾等把周报的结束，与季刊的稿子清整了一下，更在外面与《太平洋》杂志有关的朋友商议了些以后合出周报的事情，我就于全部事务完了的那天早晨坐了沪杭早车回浙江去。
这一回的南下，表面上虽则说是为收拾周报，和商议与《太平洋》杂志合作的事情而去，但我的内心，实际上想上南边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使我脱离这万恶贯盈的北京，而别求生路。殊不知到上海一看，我的半年余的出亡，使我的去路，闭塞得比《茑萝行》时代更加绝望。不但如此，且有几个寄生在资本家翼下，一边却在高谈革命建国的文人，和几个痛骂礼拜六派[3]的作品，而自家在趣味比《礼拜六》更低的杂志上大做文章，一面又拉了不愿意的朋友，也在这新《礼拜六》上作小说的方言学者，正在竭力诋毁我和你和仿吾。我看看这种情形，听了些中国文坛上特有的奇闻逸事，觉得当上车时那样痛恨的北京城，比卑污险恶的上海，还要好些。于是我的不如归去的还乡高卧的心思，又渐渐地抬起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