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不同剧作虽都以兴亡为叙事轴心，但不同时期由于现实需求不同，改编重心也略有差别。九一八事变之前，兴亡剧承续着传统叙事结构及主题，但开始侧重以新的历史兴衰观念省察国家衰败的缘由，呼应社会史观变迁的大潮。1932年后至抗日战争结束，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处于亡国的危境中，兴亡剧更关注历史朝代灭亡中英雄义士的奋争、抵抗精神，以期唤醒民众沉睡的民族主义意识，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即如周钢鸣在《民族危机与国际戏剧》中指出：“我们必须采用中外历史为题材，以提高抗敌情绪充实斗争的经验与力量”[2]。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兴亡剧则转向写国家兴亡中符合或违背民众意志的正反两种势力的斗争，从政党意识层面以明确的赞扬或贬斥态度，批判国民党祸国殃民的险恶，并积极探讨农民政权的衰败原因为共产党献策。由此剧作逐渐走向为生民立言、为国家献策、为胜利宣传等，具有了更为明晰的政治功利性。
（二）亡国悲剧与社会批判
现代话剧改编中，把政权败亡置于宿命层面探析的模式已经式微，剧作者开始认识到神秘主义的遮蔽会影响对兴亡的深层反思。因此，追问兴亡之变的社会原因，寻找其中潜隐的历史必然要素，成为现代以兴亡为主题剧作的主流。而除越国复国剧采用先悲后喜的结构，其余剧作基本上或采用先喜后悲，或全篇皆悲的结构。配合于败亡主题，剧作也由性格悲剧转向了社会悲剧，这一变化使改编剧充盈着浓烈的批判精神。